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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山河套古代遺跡

    陰山河套,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境內。古代曾將陰山以南之河套(俗稱后套)及今鄂爾多斯地區統稱“河南地”。陰山西段的狼山古稱陽山,氣勢宏偉,橫亙河套之北,是河套地區的天然屏障。鐫刻在狼山中的數萬幅巖畫,揭示了這里史前的璀璨文明。黃河古稱河水,曾沿狼山腳下流過,并在河套西部形成一處大泊——屠申澤。秦漢時,狼山林木蔥蔥、滿山翠綠,山前河水滔滔、沃野千里。北魏時,河套西南開始出現沙漠,到宋太宗時,已“沙深三尺,馬不能行”[1],近代竟發展成為浩瀚的烏蘭布和沙漠。

       戰國秦漢時期,陰山河套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使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在這里不斷發生交替和碰撞,成為歷代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長期爭奪的地區。

戰國時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崛起于大漠,與中原形成“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2]的對峙局面。為抵御匈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破林胡、樓煩”[3],并沿陰山筑長城至高闕,使趙國勢力首次達到陰山河套一帶。之后,趙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又派大將李牧破匈奴十余萬騎,將匈奴拒趙長城之北。戰國末,中原大亂,匈奴趁機越過陰山占據了河套等廣大地區。秦統一六國后,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將蒙恬率兵30萬攻打匈奴,迫使匈奴北撤700里退到陰山以北。秦取得河套后,在這里設置了九原郡。秦末漢初,中原又亂,無暇北顧,陰山河套復為匈奴所踞。到漢武帝時,國力逐漸強盛,遂對匈奴開始了連續多年的戰爭。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派車騎將軍衛青出擊,趕走了盤踞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和樓煩王,并將秦九原郡一分為二,(基本以今烏粱素海為界,)東部為五原郡,西部為朔方郡。從此,漢王朝控制陰山河套長達二百余年。
    戰國秦漢控制陰山河套期間,均在這里修城筑塞、移民實邊。尤其是漢代屯墾戍邊的數百年間,于這一帶置郡縣、修障塞,留下多處長城、烽燧及古城、墓葬等遺跡。立于長城上、古道邊,“大漠孤煙 、長河落日”,一派昔日邊城景象頓現眼前。 
一、北河與屠申澤
據《水經注》記載,古代黃河人套,南北分流,史稱“南河”、“北河”。南河是支流,由今磴口縣哈騰套海林場以北一帶分出后向東流去。北河是主流,于南河分開后,向北直奔陰山,受阻后折向東流,并沿山流經杭錦后旗、臨河區、五原縣、烏拉特前旗,出西山嘴與南河匯合。史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曾“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臨北河。”[4]此處之北河,即指今狼山前的黃河故道—舊五加河。南河與北河之間的這一廣闊地帶,秦漢稱之為陰山河套。漢代,河套依山帶水,沃野千里,曾是雞犬相聞,阡陌縱橫的繁盛墾區。到清代,北河河道漸行湮塞,流量逐漸減少,終至道光年間消失。
    北河消失的原因,除北方氣候變冷影響到陰山森林植被逐年減少,以致水土流失加劇,對山下的黃河構成威脅的自然因素外,人類活動的“加速作用”也不可忽視。
古代,陰山山脈有良好的森林植被,如漢郎中侯應云:“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園囿也”。[5]戰國時期,趙武靈王于陰山南麓修筑長城,使陰山茂密的原始森林首次遭到破壞。兩漢時期,為抵御匈奴,漢王朝沿陰山修城筑塞、屯墾戍邊。出于軍事及生活需要,大規模墾荒和砍伐森林,使這一帶的草原和林木迭遭破壞。北魏時,陰山森林時也曾被采伐,如《魏書·世祖太武帝本記》云“乃遷就陰山伐木,大造工具。”《資治通鑒》中也有“再謀伐夏”之說。唐朝為防御突厥,也仿效前朝屯戍陰山河套,同樣大興墾殖,伐木燒荒,使陰山森林資源不斷減少,山南草原迅速沙化。金代汪古部戍守陰山及墾殖山南期間,也將大片草原和森林破壞。蒙古崛起后,連年征伐西夏、金、宋等,北方烽火連天、戰亂不止、居民逃散,使陰山以南的大片土地荒蕪,沙化進一步擴大。明代,軍隊不斷出塞燒荒,又使陰山林木和大片草原受到破壞,生態更加惡化[6]。如明人所說:“昔之河套,一寸一金;今之河套,黃沙漠漠。”[7]到清代,包括狼山在內的整個陰山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殆盡,曾是林木繁茂、百獸出沒的陰山,除少數幾片次生林外,幾乎全部變成光山禿嶺。
隨著陰山森林植被的消失,加劇了山洪爆發和水土流失,并在山前形成大量山洪淤積,從而對流經山下的北河構成威脅,迫使其不斷改道。
    歷代中原王朝在屯戍陰山河套期間,大片草原即原生植被已在大規模的墾殖中遭到破壞,墾區一但被放棄(如東漢后期,因戰亂,這里“郡縣并廢”,邊民逃散,墾區被迫放棄。),耕地全部荒蕪,大片土地由于缺乏植被覆蓋而裸露在外,在長期的風蝕作用下,地表土被吹裂,沉沙泛起,久而久之形成沙漠[8], 北河在山洪淤積和流沙阻塞下終于湮廢消失。
    北河消失后,在河套留下眾多故道和湖泊沼澤(海子)。此類遺址多被后世重新開發利用。如河套灌區的烏拉河、楊家河、黃濟渠等干渠即開鑿于原北河故道遺址上。更多的遺址已被開墾種植。尚未湮塞的遺址雖歷盡滄桑,然故道痕跡隨處可見。
    磴口縣境內的補隆淖爾村至包爾套勒蓋農場之間,依次分布有三條北河故道,分別距補隆淖爾村5公里、20公里、30公里。另外,陜壩與二道橋之間、杭后團結鎮至舊五加河之間均有北河故道分布。以上故道長度由數公里至數十公里不等。
    原北河故道,遺址大多被攤平耕種,已看不出原貌。尚可分辨的故道河床,輪廓也多漫漶不清,且非沼澤即堿灘。而烏蘭布和沙漠中,卻保留有多處北河故道。斷斷續續的河床寬闊、清晰,并大多積水成澤。
    最長的北河故道——舊五加河位于狼山前,沿山呈東西走向。周圍地形低洼、廣闊,并分布有許多湖泊、沼澤。故道遺址上修通了河套西部至烏粱素海的排水總干渠。這里,綠水、黃沙、青山交相輝映,形成一道獨特的自然景觀。
    磴口縣鉤心廟附近的一段黃河故道,呈南北走向,長約數公里。此處河床寬闊,沖刷痕跡清晰,且岸陡潭清、蒲青葦密,十分幽靜。故道西岸還有漢墓群分布,約百余座,有的墓葬竟在河岸內側下方的河灘上,可見古人有臨河擇穴的習俗。
    磴口縣沙金套海蘇木西南有一段黃河故道,長約5公里,河床寬近千米,岸坡高約4米,呈東西走向。故道積水且長滿蒲葦。這條寬闊的條狀湖,像一條綠色飄帶蜿蜒而去,與兩岸數以千計的漢墓交織在一起,顯得格外幽深荒寂。
    在一些塵封千年的漢代故城附近,也可看到當年的北河故道。如補隆淖古城(臨戎)西、包爾套勒蓋古城(三封)東、沙金套海古城(寙渾)東南、腦高古城(沃野)南等。這與《水經注》“河水又北,經臨戎縣故城西”、“河水東北經三封縣故城東”(改道后)、“河水又北,迤西溢于寙渾縣故城東”的記載是吻合的。另外,以上漢城均臨河所筑,說明當時已具備了相當的河運條件。
    北河流經河套西部時,河水溢出,曾于山前形成一處大泊,即屠申澤。《水經注》云:“河水又北曲而為南河出焉。河水又迤西溢出寙渾縣故城東,……其水積而為屠申澤。澤東西一百二十里,故《地理志》:‘屠申澤在縣東,即是澤也’,闞骃謂之寙渾澤矣”。北河于清道光中葉湮斷后,屠申澤也隨之消失,遺址上僅遺留下大大小小的眾多湖泊。
從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復原的屠申澤圖形看,屠申澤形似橄欖球,中間大,兩頭尖,大致位置應在今磴口縣中北部和杭錦后旗西南部一帶。其具體位置應是:東至磴口縣原四壩鄉、杭錦后旗原查干鄉、二道橋鄉、三道橋鄉一帶;南至磴口縣原沙金套海蘇木、公地鄉以北一帶;西至烏拉特后旗烏蘭呼素、達巴圖溝前;北至狼山腳下。粗略測算東西長約50公里,面積當在700平方公里左右,與《水經注》“澤東西百二十里”[9]的記載基本吻合。
    實地觀察,屠申澤遺址北部是狼山,南部是烏蘭布和沙漠,即原漢代墾區,中間廣闊地帶的地形普遍低洼,且由東南向西北傾斜,具備了大型湖泊形成條件。今河套西部的太陽廟海子、永明海子、李支海子、西大灘海子及哈爾布郎海子、六連海子、八連海子等,即是碧波萬頃的屠申澤消失后,遺留下的最后幾片湖澤。
    古代,屠申澤與陰山、北河共同構成一道天然屏障,曾在中原王朝抵御外侮和捍衛疆土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二、漢代古城
     漢代,與匈奴僅一山之隔的河套及以南地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誠如漢武帝的謀臣主父偃所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歷史上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備邊之本也”。漢初,國力尚弱,陰山河套為匈奴所踞。到漢武帝時,國力漸強,遂采納主父偃之柬,開始了對匈奴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漢遣四萬騎北出上谷(今河北懷來縣)、代郡(今河北蔚縣)、云中(內蒙托縣北)雁門(今山西代縣)尋匈奴作戰,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將衛青擊敗盤踞河南地的樓煩、白羊王,奪回陰山河套,并置五原和朔方兩郡。在以后的幾年中,衛青、霍去病等又多次越過陰山對匈奴進行打擊,使陰山以南再無匈奴蹤跡。[10]
    漢王朝奪取陰山河套后,便開始大規模移民實邊。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衛青取河南地……興十萬人筑衛朔方”。又“募民十萬口徙于朔方、五原”。[11]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12]。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東被水災,居民多饑乏……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萬口,并貸以資費億計,先為屋宇,具田器,徙民日眾,墾殖大盛”[13]。元鼎一至六年(公元前116年—公元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14]。經過上述大規模移民,邊郡人口大增,其中朔方郡的人口已增加到136,628人[15]。
朔方郡創立之初,匈奴邊釁不斷,人民生活尚不安定。自漢宣帝即位后,情況才有所轉變。原因是匈奴內部分裂,南匈奴王呼韓邪單于不敵對手,只得于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款塞稱臣與漢修好。漢王朝為絕邊患和結束長期紛爭局面,也采取了懷柔政策。正如《后漢書·南匈奴傳》所云:“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罷關繳之儆,息兵民之勞,南面而朝單于,朔方無復兵馬之蹤,六十余年矣。”在這60余年的和平環境中,邊郡墾殖得到迅速發展,出現了“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人民熾盛,牛馬布野”[16]、“至孝宣之世,……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宴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庶黎亡干戈之役”[17]的繁榮局面。邊郡建制也得到空前發展,形成:“朔方郡縣十:三封、朔方、修都、臨河、呼遒、寙渾、渠搜、沃野、廣牧、臨戎”[18]。
上世紀60年代,這批塵封了近2000年漢代遺存才被重新發現。
1963年夏,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俞偉超等根據周恩來總理就烏蘭布和沙漠發現古代墓葬一事做出的:一定要查明這些墓葬是什么時代的,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來的親筆批示,深入烏蘭布和沙漠北部進行科學考察。
科考隊在河套西部的沙漠中發現了多處古城遺址和古墓葬群,他們根據發掘結果,得出了這批遺址是漢代遺存的結論。并根據有關資料,確定了一批故城遺址的名稱和設置年代。依據為:《水經注》“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漢武帝元狩三年置,《十三州志》曰在臨戎縣西百四十里。……河水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元朔五年立,舊朔方郡治。……河水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縣故城南,漢武帝元狩三年立……枝渠東注以灌田,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寙渾縣故城東,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縣,即西部都尉治。……其水積而為屠申澤,澤東西一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澤在縣東,即是澤也。……河水又屈而東流為北河。”又“河水自屠申澤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東經高闕山南,又東經臨河縣故城北”。
在全面考證遺址的基礎上,基本確定了5座漢城的具體位置:
三封縣,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置,故城遺址在今磴口縣包爾陶勒蓋農場九分場南約2公里處。現故城遺址大部被流沙覆蓋,已無法看清其大概輪廓。遺址靠北有一處高數米的土丘,可能是原來的一處建筑。其周圍灑落著許多灰白色的磚瓦陶片。查考古資料,早年該城呈正方形,邊長118米,還套有外城。資料還記載這里曾發現水井和多處磚窯等遺跡,并收集到金屬箭頭和漢代古錢。該遺址西南部有一條黃河故道,河床寬闊,約有1000米,并積水。此條故道因系北魏時的遺址,故與《水經注》“河水東北經三封縣故城東”的記載有出入,由此也可看出的古代黃河的變遷過程。
    三封縣故城南部和西南部均有大片漢墓群分布。據六十年代考古發現,三封故城附近的漢墓群規模很大,數量也遠多于其他處。這里的墓葬曾于早年遭受到嚴重破壞,大多被掘開。在文物部門搶救發掘中,發現有磚壁木槨墓、大磚墓和小磚墓等幾種規格。出土的隨葬品中,陶器居多 。距此南約10公里處,也發現一處漢墓群,同樣被掘得的一片狼籍。以上幾處墓葬年代均為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
    臨戎縣,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置,《方與紀要》中記載“臨戎城在后漢為朔方郡治”。故城遺址在今磴口縣原補隆淖鄉河壕村一帶。現遺址上堆積著沙丘,稍平整的地段已被耕種。城的輪廓已不清晰,僅見一條土壟,高約1米,似此城的北墻。遺址上隨處可見漢代繩文磚瓦、陶器殘片,并可揀到銅箭頭和五銖、大泉五十等漢代錢幣。
    早些的考古資料記載,該城呈長方形,南北長630米,東西寬450米。今故城西部沙漠中發現有黃河故道遺跡,與《水經注》中“河水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的記載相符。
    臨戎故城西南一帶的沙漠中,分布有非常密集的漢墓群。這里的墓葬大多早年被掘,據說是為取磚所致。未掘的墓葬也在千年風雨剝蝕中早沒了上面的封土堆,以致排列整齊的墓頂券磚裸露在外。早期考古發掘中,這里曾出土一批陶器、銅器、鐵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隨葬器物。近年因修建京藏公路而進行的搶救發掘中,又出土文物數百件,其中有一件漢代酒器——銅鈁,里面竟還裝有深棕色的液體(酒),說明河套人于兩千年前的漢代已掌握了釀酒技術。該銅鈁及古酒現陳列于陜壩的“河套酒文化博物館”。
    沃野縣,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置,故城遺址在今臨河區黃羊木頭鄉腦高村三社附近。現遺址大部為流沙侵占,故城輪廓已難辨認。據早期資料記載,古城遺址呈長方形,南北長1000米,東西寬380米,殘墻高約1—2米。城墻分內外兩層,東西墻中間各開一門,并筑有甕城。從現今磚瓦遍布的遺址看,不難想象該城當年的規模。
    故城遺址以東一帶是墓葬群,大多為沙丘覆蓋,尚可看到的百余座墓葬被掘得千瘡百孔、面目全非。從現場看,系早年擾動。流沙未至處,大多被攤平耕種,有的地方還埋入新墳。此處出土情況未見記錄,許是發掘少的緣故。
寙渾縣,漢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故城遺址在今磴口縣沙金套海蘇木西約3公里處。該城是武帝開創朔方郡初最早設立的縣,并設西部都尉治,即朔方一帶軍事機構駐地。寙渾故城址呈不規則長方形,據早期測量,東西長250米,南北長200米,南墻有一門,寬約20米,有甕城建筑。實地觀察,寙渾故城規模雖小,卻是現今所有朔方故城中保存最好的一處遺址,坍塌成土壟狀的城墻輪廓清晰,基本保持著原來古城的形狀。遺址上,繩文磚、瓦、陶片等隨處可見,并可見到銅箭頭和五銖錢。今故城內住有數家農戶。
    距陰山要塞雞鹿塞最近得寙渾縣,不僅是漢代的戍邊重鎮,而且當時墾殖已達到一定規模。史載漢宣帝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派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率騎萬六千護送呼韓邪單于北歸,出雞鹿塞時,曾“轉邊谷米糒前后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19]從呼韓邪北歸路線看,朔方是其必經之地,窳渾又緊靠雞鹿塞,并是繁盛的墾區。由此推測,“三萬四千斛”的邊谷米糒極有可能出自窳渾及鄰縣一帶。[20]
    寙渾故城于上世紀初曾遭外國人盜掘。法國奧倫子爵在其《三道河游記》中寫道:“早在1905年公爵萊斯坦、步明世在離三道河有三天路程的曠野里,發現了一個被沙漠湮沒的古城痕跡,……當時另一個傳教士,叫馮學淵,……他很慷慨地領我到這個地方,……我們挖掘古城保爾浩特及土城子的工作,由一小隊人,進行了十五天,結果令我失望的是沒有得到一點文字記錄,但是我見到一大堆雜物、家具、錢幣、箭頭等地下埋葬的東西。可是埋葬死人的方式是使人感興趣的,就是把尸體放在甕中,然后把甕埋在墳墓里。”[21]
寙渾故城周圍分布有大量漢墓,而且十分密集。距此東北、東南各10公里的海子崗和小關井也有漢墓群分布。各處墓葬群共約數千座,上世紀八十年代將這些漢墓群公布為“內蒙古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有資料說,該地區的漢墓“……數量多,用材講究,整齊劃一,且均系夫妻合葬墓,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安定和社會結構的穩定性。”[22]
與其他處一樣,這里的漢墓經長期洪澇、風蝕,墓葬原來的封土早不存在,裸露在外的墓頂券磚隨處可見。加上人類擾動,除一部分墓葬被湮沒在沙漠或湖澤中外,各處墓群均被亂掘得一片狼藉。在搶救發掘中,這里出土的銅器類有:灶、甗、鼎、鈁、鍾、甑、洗、盆、鏡、印、弩機、帶鉤、鋪首、當盧、獸面飾、博山爐等;鐵器類有:釜、臿、刀、劍等;陶器類有:罐、倉、俑、井、禽、燈、鸮壺、扁壺、盤、灶、鼎、樽、博山爐、鴨、釜等;錢幣類有:五銖、大泉五十;該處還出土少量玉器、石器。其他如漆器類,均已腐爛朽毀,僅剩漆殼殘片。另出土一件骨尺,被定為國家二級文物,現藏巴彥淖爾市文物站。
臨河縣,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置,故城遺址在今臨河區狼山鎮北的古城圪旦。該故城遺址以北不遠即是北河和高闕塞遺址,與《水經注》“……為北河,東經高闕山南,又東經臨河縣古城北。”的記載基本吻合。早期資料記載,原臨河故城近呈正方形,東西850米,南北800米,城墻的南北墻有門,并筑有甕城。以前考古發掘中,曾出土金盤、金飾件和石珠等。傳說,1958年群眾拉土時,曾在故城內的高地上挖出銀甕一口,內盛金銀首飾、珠寶及金質沙冠。
    現今遺址上僅可看到一道上面葬滿現代墳墓的高地,南北長近千米、寬十余米、高3至5米,疑是該故城的東墻。墻西部普遍低洼,可能系當年大集體拉土剝離所致。
從以前出土的一些器物看,臨河故城于漢之后,后代也曾沿用。故城以東8公里處曾發現有漢代墓葬群,現狀與其他處一樣。
三、長城要塞
古代,陰山河套“田地廣、水草美”,是歷代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長期爭奪的地區。為抵御匈奴和鞏固疆域,先后有戰國、秦、漢等在陰山一帶構筑長城。《史記·匈奴傳》云:“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文中基本說清了趙長城的修筑背景和走向。有史家考證戰國高闕在今臨河區以北的兩狼山口(石蘭計山口),這就說明當時趙國的勢力已達到陰山河套一帶。《中國古代歷史地圖冊》中說:“趙長城,由今河北張北向西到內蒙烏拉特前旗,另一段起自固陽縣北,向西到杭錦后旗西南”。《巴彥淖爾盟志》中又說:“……趙武靈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修筑的長城……經色爾騰山北麓再過狼山口,在狼山北麓西北伸入烏拉特后旗溫都爾西消失。”以上兩段文字都肯定了陰山山脈西段的狼山一帶有“趙長城”的事實。 但也有學者認為,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趙長城不可能延伸到陰山河套,狼山山脈中所發現的多處石筑遺跡疑是秦長城。
實地考察,在狼山各山口處附近,均有人工壘砌的石筑障塞和烽燧遺跡。這些遺跡分布在溝口兩側的臺地上,也有的修筑在山谷中。此類遺跡大多低矮簡陋,除烽燧遺址外,很少見到成形的長城。烏拉特中旗境內和烏拉特前旗小佘太鎮附近的狼山中,則有大段長城遺址分布。遺址上,亂石傾圮,銹跡斑斑,走向清晰,隨山勢起伏伸向遠方。有的段落經過整修后,蜿蜒曲折,愈顯雄壯。此類長城雖被標識為秦長城,但也不排除是經秦代修繕過的趙長城。                                          
秦統一六國后,曾在陰山一帶修筑長城。《史記·蒙恬列傳》說:“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兵三十萬,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于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文中的“河南”即“河南地”,指今后套及鄂爾多斯地區;“河”指流經狼山前的黃河,即原“北河”;“陽山”即今狼山。根據《漢書·匈奴傳》“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繕之” 的記載,說明蒙恬掠取“河南地”即今陰山河套后,在狼山一帶修筑長城過程中,充分利用懸崖絕壁、山澗谷道等,因地制宜,稍加修繕即成。
《中國古代歷史地圖冊》圖示的一段秦長城的走向,是沿寧夏賀蘭山北上進入內蒙阿拉善左旗,復由此繼續北上入狼山,沿狼山山脈過河套后,東入烏拉山。秦可能就是利用狼山這道天然屏障“因邊山險,塹溪谷”構筑長城。今狼山中所發現的一些零零星星的石筑遺跡,也許就是蒙恬當年修筑的秦長城的一部分。如果趙長城確實延伸到狼山西端,則秦長城與趙長城很可能在同一遺址上。正如《中國古代歷史地圖冊》中所說:“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把戰國時燕、趙、秦為防御匈奴而修建的長城連接起來,建成一條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全長五千余里的長城……”
     繼秦始皇之后,漢武帝也曾于陰山以北大修長城。元朔二年                                                                       (公元前127年),衛青北逐匈奴,奪取河南地后,武帝即著手修筑長城。首先將秦蒙恬所筑長城障塞進行修繕加固,如《漢書·匈奴傳》中說:“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武帝又遣徐自為修筑東起五原塞(今烏拉特前旗至固陽一帶),西北至廬朐(今蒙古國境內一山名)長一千余里的城障列亭,史稱“光祿塞”,也稱“漢外城”。《漢書·武帝記》載“三年夏,遣光祿勛徐自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廬朐,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說的正是此事。
漢外城分南北兩道,橫亙于陰山以北的戈壁草原上。兩道近似平行的長城均由固陽縣北西行,經烏拉特前旗、烏拉特中旗,進入烏拉特后旗,然后再經后旗的巴音前達門、寶音圖、烏力吉蘇木西北進入蒙古國南戈壁省。烏拉特后旗境內的兩道長城相距3至30公里不等。該處長城修筑過程中,充分利用地形特點來確定位置和走向。并根據環境條件,或土筑,或石筑。正如《漢書·匈奴傳》所云:“非兼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門,稍稍平之……”狼山以北
的土筑長城湮廢已久,僅可看到一些時斷時續的荒丘土壟,有些長城遺址已變成了簡易的牧區公路。原寶音圖蘇木西南3公里處的一段土筑長城遺址痕跡尚還清晰,一道高約1米的土壟蜿蜒在戈壁荒原上。遺址內側有一座正方形烽火臺,夯土板筑,殘高兩米多。經長期風雨剝蝕,該烽燧雖面目全非,但仍像一名威嚴的戍邊武士靜靜地守望在那里。距此不遠的小山上,還矗立著一座高約30米、駱駝形狀的土紅色風蝕巖,蒙語稱“川吉”。在此登高北眺,戈壁草原、長城烽燧,在穹窿下顯得格外遼闊凝重。
沿寶音圖漢長城遺址西行約30公里,到一處叫巴音滿都呼的地方,這里曾發現距今七千萬年的白堊紀時期的恐龍化石。1927年,瑞典探險家、地理學家斯文·赫定率隊的“中瑞聯合中國西北考察團”路徑此處時,曾將這里的發現發表于斯文·赫定《亞洲腹地探險八年》著作中。
    烏拉特后旗烏力吉蘇木西北部有段石筑長城遺址,墻體全用自然石塊壘砌,目測基礎寬約為3米,高低不等,蜿蜒西北而去,一連數十里,十分壯觀。
在漢外城內側,分布著許多土筑或石筑的正方形古代城障遺址,僅從“谷歌衛星地圖”上即可清楚看到數十處此類遺址。可見這一帶的漢代長城不僅越過陰山向北推進了許多,而且長期駐兵戍守。蓋山林先生等于1976年曾對朝魯庫倫古城、青庫倫古城、蓿亥古城、烏力吉高勒古城、再根胡圖克庫倫古城等進行了考證,其中烏拉特后旗烏力吉蘇木西北50公里處的朝魯庫倫古城疑是漢代宿虜城。《漢書·地理志》五原郡固陽縣下注:“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虜河城,又西得宿虜城”。此亦蓋山林先生之考證依據。該石城遺址呈正方形,外邊長約135米,基部寬約5.5米,殘高約2.7米。城四角突出,城內有多條上城磴道,東墻有門,外筑甕城。該城出土的銅鏃、弩機牙、殘劍、殘甲片、五銖錢等遺物,也說明此地曾是漢代的一處邊城。宿虜城等城塞與漢外城同時筑成,約在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棄守或移防時間約在呼韓邪單于內附之后。
為防止匈奴越過陰山進入河套并對中原構成威脅,戰國、秦、漢等均在通往漠北的各孔道設置關隘,著名的有高闕塞、雞鹿塞、滿夷
谷等。修筑于陰山的這些大小關隘,都曾在戍守邊地或通關互市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高闕塞是戰國時期趙武靈王修筑在陰山的一處要塞,屢見于史籍,如《史記·匈奴傳》“趙武靈王……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使蒙恬將十萬眾,北擊胡,渡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漢書·武帝記》“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出云中,西至高闕”。《史記正義》“高闕,山名,在五原北。兩山相對若闕,甚高,故言高闕。”
趙國國君趙雍(武靈王)是位勇于革新的封建君主,他積極倡導和推行“胡服騎射”,并發布政令:廢止原來著盔甲、乘兵車、使長矛等笨重的作戰方法;仿照北方游牧民族穿短衣、騎馬射箭,建立靈活機動、快速反應的騎兵部隊。通過這種軍事改革,促進了趙國的強盛,對外用兵連連取得勝利,使本國疆域不斷擴大。據《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趙長城以及高闕塞可能就是在這一時期修筑的。
    據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侯仁之先生考證,高闕塞的位置在今臨河區以北狼山的石蘭計山口,俗稱兩狼山口。依據是《漢書·地理志》有如下描述:“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于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土俗名高闕也。”《水經注》則愈詳:“陰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云舉,望若闕焉,及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又“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于高闕,即此地也。”
    文中的“臨戎縣”,是指臨戎縣故城,遺址在今磴口縣補隆淖河壕村附近。也就是說,高闕塞應在今臨戎故城遺址以北、且“其山中斷”處。實地觀察,兩狼山口正在臨戎故城以北方向,“其山中斷”,雙峰突起,“望若闕焉”,其溝可通山后,即所謂“塞道”。因兩狼山口的方位和地貌特征與歷史文獻中的“高闕”極為相似,所以,一般認為高闕塞應在這里。另外,同其他處相比,兩狼山口內的“塞道”距離是最短的,僅數公里。因易突破,故“常置重捍”。
在兩狼山口臨近北出口處兩側的山上,均發現有用石頭壘砌的遺跡,殘高一米或更低。這些壘砌的石墻較整齊的一面都迎向北方,足
見當年修筑障塞主要是針對來自北方的入侵。歷代均在此設防,也證明了高闕塞戰略地位之重要。
實地勘察,兩狼山口東側還有一道山溝,兩道山溝的北出口交合一處。東溝北出口遺址上,現今是一座水庫,群山懷抱、波光粼粼,景色十分優美。
    烏拉特后旗呼和溫都爾鎮(炭窯口)西15公里處的達巴圖溝一帶的山形地貌,與兩狼山口頗為相似。溝口峰巒疊嶂,山澗泉水淙淙,筑在一側臺地上的石城,居高臨下,十分險要。溝口附近還發現有烽燧等遺跡,顯然古代這里曾是雄關要塞。該山口也在臨戎故城之北,故有史家將高闕塞考證于此。另外,還有學者認為高闕塞在烏拉山或包頭昆獨龍溝一帶。近年,圍繞高闕塞位置問題引起史界關注,并為此爭論不休。
    雞鹿塞是古代陰山地區的又一處關隘。《漢書·地理志》窳渾縣下注“有道西北出雞鹿塞,屠申澤在東。”《漢書·匈奴傳》載:“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數千,送單于出雞鹿塞。”史籍還記載西漢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和親、東漢永元元年(公元89年),竇憲、耿秉北伐匈奴,皆由雞鹿塞北出。
根據《漢書·地理志》等史籍記載,侯仁之先生將雞鹿塞的確切位置考證于今磴口縣西北一帶狼山的阿隆格乃山口。今雞鹿塞所在的阿隆格那山口,地處狼山西端,是穿越狼山的主要通道之一,而且在窳渾故城西北、屠申澤遺址西,符合史料記載。
    古代,雞鹿塞位置十分重要,是貫通陰山南北的咽喉要道。阿隆格乃山口前平坦廣闊,呈扇形展開,東南是浩瀚的烏蘭布和沙漠,兩側是綿延不斷的群峰。進入溝內,峽深谷幽、泉水潺潺、烽燧遍布,景致特別。山口西側的臺地上,筑有一座方形石城,邊長約70米左右,殘高約7—8米,基部寬約5米。石城四角突出,南開一門,并筑有甕城,城內且有上城磴道。該石城雖局部傾圮,但基本形狀保存完好。驅車阿隆格乃山口附近,老遠即可看到這座空懸絕壁、時隱時現的邊城紫塞。
雞鹿塞城址建筑年代不詳,可能是漢武帝元朔初“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時的產物;或是徐自為筑漢外城時同時所筑;也可能是拔胡
將軍郭昌和浞野侯趙破奴屯戍朔方時修筑。查早年發掘資料,城內下層曾出土陶罐、瓦片等漢代遺物,上層曾出土陶瓷、弩機、甲片等西夏遺物,可見此處不止一個文化層,繼漢以后,西夏也曾沿用。
    雞鹿塞附近,有十余處烽燧遺址,相互間隔二、三里。這些烽燧除少數還可看出原來的形狀外,其余均已坍塌成為碎石堆。在雞鹿塞西南不遠的一塊臺地上,有一處圓錐形石筑建筑,基部直徑約30米,高約10余米,有盤旋上頂的磴道。建筑周圍散落有許多漢磚,可能是原頂部的磚建筑崩塌所致。該建筑四周有高約1米的石頭壘砌的圍墻,南墻留門,門內還砌有一道照壁類的石矮墻。圍墻呈長方形,南北長約60米,東西寬約30米。該遺址究竟系一處漢代軍事設施,還是一處漢代墓葬?尚待進一步考證。該臺地南端,有一處烽燧遺址,遺址附近排列有十余處小碎石堆,疑是古墓葬。近年該遺址被修葺一新,冠名“烏蘭敖包”,立石注明是一名叫烏蘭哈騰的蒙元女戰將的墓地。這與侯仁之先生當年的考證結論出入較大。
    阿隆格乃山口周圍40公里之內,至少還有七、八處可通往漠北的山口。在這些山口內,均發現有漢代烽燧、亭障、城塞等。這些遺跡分布于雞鹿塞周圍,形成拱衛之勢,說明漢代已形成了以雞鹿塞為中心的陰山軍事防御體系。
 
    四、石刻巖畫
    近些年來,人們越來越關注鑿刻于狼山中的具有草原文化風格的巖畫。這些散發著遠古氣息的鬼斧神工般的石刻作品,構成一道數百公里長的藝術畫廊。
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北魏時期,地理學家酈道元就發現了狼山一帶的巖畫,并在其《水經注》中說:“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虎馬之狀,粲然成著,類似圖焉,故也謂之畫石山也。”又說:“河水自臨河縣東經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東流經石跡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跡,故納斯稱焉。”文中所說的陽山即今狼山,石跡阜位置不詳。實地考察,狼山中臨近北河的巖畫聚集地有炭窯口、大壩溝、滴水溝等處,“石跡阜”或“畫石山”究竟指何處,無法斷定。
上世紀七十年代,巖畫學家蓋山林先生在狼山地區發現了一條東西長300公里,南北寬20—40公里的巖畫帶,探查到的巖畫達萬余幅。蓋山林先生將密集分布于這一帶的巖畫冠名“陰山巖畫”[23]。
這些鑿磨在深山幽谷中的懸崖絕壁、巖盤巨石、溝口岸坡上的巖畫,由石器、青銅器和鐵器等制作工具完成。從巖畫風格、題材、色澤及字跡等判斷分析,巖畫始于新石器時代,止于清代,最早的巖畫距今已有5000年左右。巖畫作者有原始部落以及匈奴、敕勒、突厥、黨項、蒙古等民族。巖畫風格古樸、線條流暢,內容豐富,如:騎射狩獵、征戰舞蹈、穹廬氈帳、日月星辰、手足蹄印、奇異圖像、特殊符號、車輪車輛、民族文字,以及虎、豹、狼、狐、龜、蛇、野馬、野鹿、野豬、野羊、駝、馬、牛、羊、驢等野獸家畜。其中,狩獵場景和動物圖案居多。
    巖畫與陰山地區的古代居民及各游牧民族的經濟活動密切相關,形象而真實地記錄了他們當時所處的自然環境、生活狀況以及與大自然斗爭的場景。并通過巖畫這種獨特的形式,反映了他們的思想感情、精神世界、崇拜信仰和美學觀念。[24]
烏拉特后旗境內的巖畫分布于狼山的山貴溝、達拉蓋溝、大壩溝、炭窯口等處。巴音寶力格鎮(東升廟)東4公里的山貴溝內,有一支溝叫巴日溝,這里的一塊石壁上鑿刻著一幅群虎圖。畫面寬3.45米、高1.26米,由五只大虎組成,老虎形態各異、惟妙惟肖,可謂藝術佳品[25]。巴音寶力格鎮西的大壩溝口周圍石壁上,原鑿磨有許多巖畫,后因在此修水庫遭到破壞。這里的巖畫有日月星辰、精靈頭像、執弓騎者、手足蹄印等。有些類人或類獸面孔的圖像詭譎怪異、表情獨特。溝里的一塊光滑石壁上,還磨刻有一幅直徑40公分的圓形圖案。該圖案由雙圈組合,內有圓形雙眼和嘴。磨痕寬約3公分、深約3公分[26]。呼和溫都爾鎮(炭窯口)山前一公里長的紅色巖壁上,鑿磨有馬、牛、駝、虎等大型動物巖畫。其中馬高1.05米,身長約2.4米;虎高0.75米,身長約0.96米,且形像兇猛,口中似銜有小動物;牛高1.15米,身長約1.75米,雙角如彎月,高大雄壯;駝體型高大,頭部昂起,雙峰聳立,身下還有羊、狗等小動物[27]。
磴口縣西北狼山中的巖畫分布于阿隆格乃溝、蘇木圖溝、格爾敖包溝、阿貴溝、烏斯臺溝、額勒斯太溝、布都毛德溝等幾條大溝及各支溝內。格爾敖包溝及支溝默勒赫圖溝中的許多巖畫造型奇特、表情怪異,頗讓人費解。有的是將幾種動物的面部特征抽象組合在一塊,顯得似獸非獸、猙獰可怖。有的僅是類似人的一雙眼睛或一排牙齒,而非完整的五官。此類抽象的圖案可能象征著祭祀崇拜天地神靈,或是祖先圣人等。默勒赫圖溝有一處長約50米、高約20米的崖壁上磨刻著80余個類似人頭的巖畫,是陰山巖畫中最密集的地點[28]。默勒赫圖溝附近的渾迪溝內有一幅高1米、寬3.5米的巖畫,上面刻有一列行進中的駝隊,駝背上騎有人,駝隊間尚有騎馬者和步行人,像是出征或圍獵,場面宏大、浩浩蕩蕩[29]。格爾敖包溝的另一支溝托林溝有2公里長的一條巖畫帶,巖畫總數達500余幅。烏斯臺溝內有一幅巖畫,刻有一群狂奔的山羊和一只猛虎,并有一只奔向虎的狗。畫面生動逼真,反映了當時的游牧生活狀況。[30]布都毛德溝內的一塊磐石上,刻有日月星辰、騎者、狩獵、弓箭、老虎、飛禽、山羊、鹿、馬、狗等。這幅巖畫高約14米、寬2.5米,如此巨大的畫面和豐富的內容,實屬罕見。[31]
    烏拉特中旗境內的巖畫分布于南部的地里哈日山、巴音努魯山、烏珠爾山、韓烏拉山、幾公海勒斯太山以及白其溝、廟溝等處。地里哈日山地巖畫分布在5公里長的堆積著巨大石塊的黑山上,從南坡直到山頂磨刻著上千幅巖畫。地里哈日山西南8公里瓦窯溝一帶的巖畫也有近千幅。地里哈日山地及附近一帶的巖畫數量之多,為其他處所不及。這里的許多巖畫內容都與古代陰山居民生活有關,如:牛、馬、鹿、山羊、巖羊、駱駝、虎、狗、龜等野牲或家畜、狩獵、單人舞蹈或多人舞蹈、帶男根的裸體、類人頭像等。其中一塊黑色巨石上刻有圍獵圖,有九個獵人張弓搭箭射向一群野羊,畫面生動逼真,為河套先民狩獵生活的真實記錄[32]。幾公海勒斯山的一塊寬1.33米、高0.82米的巨石上,磨刻著一只大牛,其身上有旋渦狀的花紋,牛周圍密布山羊、巖羊、龜等許多動物。牛和其他動物交織一起,難分難解,可謂鐫刻技法獨特。幾公海勒斯的另一處巖畫點上刻有一個持長弓的獵人,雙腿彎曲,還長著像棒子一樣的生殖器,形象十分逼真[33]。
近年,陰山巖畫的歷史價值及藝術價值,已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作為全人類的文化遺產,陰山巖畫也得到了國家及地方政府的應有重視和保護。
 
注: [1]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93頁引文。
     [2]《史記·匈奴列傳》。
     [3]《史記·匈奴列傳》。
     [4]《漢書·武帝紀》。
     [5]《漢書·匈奴傳》。
     [6]蓋山林《陰山巖畫》。
     [7]明《青史料》。
     [8]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隨著社會秩序的破壞,漢族人口全部退卻,廣大地區之內,田野荒蕪,這就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因為這時地表遺物任何作物的覆蓋,從而大大助長了強烈的風蝕作用,終于使大面積表土破壞,覆沙飛揚,逐漸導致了這一地區沙漠的形成。”
     [9] 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引楊寬《中國歷代尺度考》:一漢里等于414米,按此折算,屠申澤東西“百二十里”合今約50公里。
     [10]《漢書》卷九四,“匈奴傳”;《史記》卷一一0,(衛將軍驃騎列傳)。
     [11]《史記》卷三十,“平淮書”;《漢書》卷二十九“武帝紀”。
     [12]《漢書·匈奴傳》。
     [13]《漢書》卷二四,“食貨志”。
     [14]《史記》卷三十,“平淮書”。
     [15]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89頁列表。
     [16]、[17]《漢書》卷九四。
     [18]《漢書》卷二八,“地理志”。
     [19]《漢書·匈奴傳》。
     [20]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87頁注⑤:“按三萬四千斛,合今六萬八千斗,約二百余萬斤。
     [21]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106頁注①。
     [22]《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
[23]——【33】蓋山林《陰山巖畫》、《草原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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